（《二程集》，第15、366页）手足痿痹，指手足丧失了感受痛痒的能力，即所谓麻木不仁。
西方哲学，开辟于古希腊，到20世纪，经历了经验理性→观念理性→科学理性三个阶段，直到现象学运动和分析哲学运动兴起，特别是新康德主义盛行以后，才逐渐转变哲学特征，认为物自体(Things in itself)虽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作为现象根据的存在，但却是在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界限之外的存在。运用聚焦，因为和当下的身体呆在一起，是和自身的感受进行交互，所以，在那个当下，个体超越角色所赋予的概念，超越道德评价所赋予的规条，只是去感受当下那个场景所呈现的部分，它鼓励在觉察自身情绪的时候去体验此时的身体感受，而不是用道德化来合理化、隔离或者否认情绪。
参考文献：1、汤一介著，《反本开新》（汤一介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杨中芳著，《如何理解中国人》，台湾行政院新闻局，2001年3、卢有山著，《老子释义》，古籍出版社，1987年4、尤根•史陶森伯格（Jürgen Stolzenberg）著，让每一个人都必然感兴趣的事物（选自国际康德会议报告），《学志》杂志，2004年5、尤金.简德林著，《聚焦心理——生命自觉之道》，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6、Campbell Purton 著，《聚焦取向的心理治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7、杨伯俊著，《论语译著》，中华书局，1980年8、钱穆著，《孔子传》，三联书店，2008年9、罗素著，《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10、安东尼.史蒂文斯著，《二百万岁的自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进入专题： 传统儒家哲学 。道家中老子有曰道可道，非常道则诠释了任自然无为达到精神自由的超越。简德林在讲述聚焦治疗时：当我们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时，我们是停留一会儿，一分钟，半分钟，这就是我真正所做的，我通常都会说：‘让我们带着喜悦在这里待一会儿。五、结语聚焦作为一种技术，它主要起源于西方哲学思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清晰的步骤和重视认知研究的痕迹。所以正因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中空想的理想主义或者道德理性主义的倾向，始终在方法论上缺位。
内在洞察力和觉悟力是需要天赋、灵性和坚持，这是很个人化的特质，而方法和技巧却是超个人化通向普遍性。我们可以说，在我内心中有些事物令我感到害怕，而不是用角色说，我怎么可以感到害怕呢。这种辩护在主客观辩证统一的理论看来，又是何等无力呵。
他的话许多地方我能了解，也有许多地方我不能了解，这样就产生了多次的辩论。由于这三个层面不可分割、而且可以互相转化，就造成了儒生对成仁的途径，可以强调不同的侧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流派，对道德勇气的来源也有不同的侧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最大动摇的，是对他们文化知识优越感的摧毁。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
单位领导的好恶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造成了外在政治标准的进一步失落。这种广泛的认同，又能形成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干部队伍。
一旦判别自己或别人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立场的外在标准丧失时，知识分子，甚至共产党人都不可能用传统的儒家方式让道德勇气直接从内心涌现出来。它对中国文化的重建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追求道德理想的实现、不断地修炼自己以成仁为人生最高境界，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终极关怀。首先，新中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争取民族独立目标的实现，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向来被视为贫弱不堪一击的中国，第一次与世界上头号强国——美国打了个平手，这是一百多年来深陷自卑感屈辱感之中的中国人第一次扬眉吐气。
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改造运动，就是从上述三个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进行摧垮，使他们绝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其次，新政权建立后用这种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时，像我们在上一节中分析的那样，一方面很容易整体性地摧垮知识分子传统的道德勇气的三个资源，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一个内容不同而结构类似的新价值体系，对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使知识分子较容易地完成价值系统的转化。我认为，这种评价上的巨大差异，实际上是由一个双方都未曾明确意识到的前提带来的。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思想改造运动一开始，就对知识分子产生巨大的压力，其重要原因是，它把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十分介意的专业服务、个人生活经历及态度等非政治化的问题，都变成是否道德的问题来加以讨论。
这种现象经甲午战争失利，直到五四以后日趋严重。其批判的武器是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立场决定论，来批判取代抽象的人性论。
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党集团，反右斗争，拔白旗插红旗，反左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逐步接受了这种与传统同构的新道德理想主义价值系统。新道德理想主义虽和传统同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家仍有两个重大差异。
对于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必须背叛自己的阶级出身。道德勇气的文化坐标在学潮风起云涌、知识分子独立和参与意识高涨的今天，来讨论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特别是认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曾一度沦丧——这似乎不太符合潮流。他引用陆象山的话：我若不识一字，亦须还我堂堂的一个人，并指出附物原非自立。他的终卷之作，竟是为了配合大养其猪指示而写的快板书《陈各庄上养猪多》。第二个是文革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政治文化的关系。第三，我们还应该能跳出前两种文化价值系统来考察这一问题。
实际上，有关中国知识分子和当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是近几年才兴起并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课题。这样，毛泽东本人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思想、指示和言论，就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三个道德勇气来源同时破除，就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可能再从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价值系统中，获得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正是文革掀起一次又一次整人和大批判高潮的重要文化基础。
五十年代初，共产党政治表现好的标准，是反蒋抗美接受思想改造，后来是拥护三大改造，再后来是反右坚决，五八年时要拥护三面红旗（著名科学家写文章证明亩产十万斤粮是可能的），反右倾、四清，文革中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破四旧立四新，批斗走资派，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以，对于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已处于解构中的心性论必然是一击即溃。
从诉诸于每个人内心的追求成仁的道德感，到通过文化学习、读圣人经典所得来的文化教养，再把二者转化为实现道德政治和社会礼教的行动力量，才算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由此可见，这种立场——学经典——政治表现三者的关系，和传统的良知——读圣人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的结构，基本相同。13这里,他被官方意识形态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立场所征服,从而否定了诉诸于人性良知的传统观点。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变为一种畸型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要尽可能符合潮流、尽可能无情地批判别人，才能被视为政治表现好，立场坚定。
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后果，也许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原先想不到的。11根据这种分析，文化知识上的优越感就会变为在工农面前的有罪感。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文革前、文革中以及今天思想解放运动三种截然不同感受的知识分子，总自以为有着把这种历史感带来的反思，转化为时代智慧的责任。除极少数像梁漱溟那样坚持传统的知识分子，尚能抗御立场决定论的价值判断外，绝大多数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为新中国服务的知识分子，都不能再利用这一传统的道德勇气的内在资源。
今天，很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问题时，往往过多地强调了外在的政治压力，而忽略了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凭借传统影响的内在的、深刻的吸引力。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时，能凭借这种巨大的潜力来吸引更多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很容易认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合作化运动之中，那些熟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共产党人很可能因此而犯右倾的错误。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儒家式的追求做无产阶级圣人的道德理想的修养目标有的学者则指出知识分子不断卑微化的过程，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
16有的则说肃反是对人类道德的进攻，承认自己做过违背良心的事，破坏自己的人格，这是多么卑鄙。罗隆基就建议那些领导知识分子的干部在掌握了马列主义以外，也还应该读《资治通鉴》这类中国的史籍，这样就能熟悉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明了从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
可见,这位教授原先的道德标准主要来自于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当他近来读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他说：我出身于贫农家庭……由于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事实上，今天中国知识界正面临着这种新道德理想主义解构后的各种混乱和困难。
这时也就出现了文革中、后期的幻灭。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
